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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发平台客户端2023-12-19 17:48

抢夺夜间市场，咖啡馆琢磨起“日咖夜酒”******

　　“我也在考虑将自己的咖啡馆转成‘日咖夜酒’，增加点收入，也能延长营业时间。”在北京经营咖啡馆的小仲最近看到一些咖啡馆上架了酒精类的产品，有了拓展咖啡馆业务的想法。

　　咖啡在中国市场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咖啡品牌走进消费者视野。随着“日咖夜酒”的模式在众多咖啡馆兴起，咖啡与酒这两个原本边界明确的品类，如今出现在同一家店铺中。

　　业内人士认为，从咖啡品牌来讲，增加了经营品类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消费群体，除去音乐与灯光，咖啡馆本身与酒吧的环境类似，这让咖啡馆转向“日咖夜酒”模式更为轻松。但另一方面，咖啡馆做酒精类产品，要考虑供应链问题，选址还有一定要求，员工培训也是一方面支出。

　　众多品牌布局

　　邮局咖啡全国首家“日咖夜酒”概念店2022年11月在福建福州青年会开业。该店在“日咖夜酒”的全新模式下，白天与黑夜衔接，咖啡厅与酒吧切换。

　　所谓“日咖夜酒”，就是同一家店白天卖咖啡，晚上卖酒。这一概念逐渐被年轻消费者引申为“早C晚A”，即“早coffee(咖啡)晚alcohol(酒)”。虽然咖啡馆与酒吧表面上看起来是毫无联系的两个业态，但两者的消费群体却有一定的重合，这些消费者喜欢白天喝咖啡提神，下班后喝点酒，希望能睡得香。

　　邮局咖啡并非首家布局“日咖夜酒”的咖啡品牌。2022年10月，加拿大咖啡品牌Tims天好咖啡在中国市场开出了两家“日咖夜酒”专门店，采用“日咖夜酒”模式，每天下午5时之后供应啤酒、小食等产品，有果酒、小麦等31款啤酒可供选择。

　　新茶饮品牌茶颜悦色推出的鸳央咖啡也宣布在所有门店上线“鸳央夜酒系列”，只可进行堂食点单。新京报记者登录鸳央咖啡小程序看到，点单页面显著标注着“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在酒精产品类别，有夜间特别推荐、酒坊、夜酒几个栏目，各类产品均为配制酒，售价在17.8元-19.8元。

　　星巴克早已在其臻选门店尝试出售酒精类产品。2020年8月，作为星巴克在中国内地的首家旗舰店，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旗舰店升级成为臻选店。在该门店二层增加了特调酒坊，可为消费者提供超过30款创意特调鸡尾酒、葡萄酒和精酿啤酒。

　　对咖啡品牌来讲，增加酒精类产品，希望提升门店坪效，延长营业时间。上海啡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东认为，“日咖夜酒”并不是新概念，这种模式在日韩以及欧洲一些国家都有尝试，那里的咖啡店和酒吧本身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咖啡比较重要的是提神的效果，如果喝多了或者喝得比较晚，容易造成失眠。因此，一般咖啡的消费都是在下午四点之前，之后的购买量就很少了。因此，对咖啡店来讲，六点以后也想有生意可以做，选择酒就顺理成章。”

　　新业态的探索

　　在中国市场，随着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咖啡与鸡尾酒的消费逐渐盛行，咖啡赛道已经涌入了众多玩家。如何脱颖而出，是当下各个品牌的思考题。

　　作为最近两年快速兴起的生活方式，“日咖夜酒”模式受到年轻消费群体的喜爱。根据《2020-2021轻人群酒水消费研究报告》和《咖啡行业细分人群洞察》显示，90后、95后以及Z世代人群同为国内酒水和咖啡的主流消费叠加群体，已成为“日咖夜酒”消费的主力军。报告指出，在消费偏好上，年轻群体更偏向低度数果酒和啤酒，健康微醺是当下重要的关键词之一。

　　对于为何涉足“日咖夜酒”，不同品牌有着各自的考虑。Tims咖啡表示，希望通过探索更多消费场景和业态，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沉浸式体验。

　　有的品牌则会考虑到消费群体的拓展。鸳央咖啡相关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相较于之前的日咖模式，到了晚上，顾客考虑到咖啡因的影响，销量会降低，夜酒系列上线丰富了产品结构，吸引到部分消费者晚间来尝试鸳央咖啡的中式鸡尾酒。

　　小仲的咖啡馆位于北京鼓楼附近，这里时常有游客光顾，咖啡馆也积累了不少忠实粉丝。受疫情影响，咖啡馆收入相较于往年低了，这让小仲思考转变。“我认识一些同行，他们顺利地转成了‘日咖夜酒’，延长了营业时间，也让门店更具特色，吸引更多消费者前来打卡。”

　　王振东认为，现在年轻人，对于酒吧的消费与从前不同。“以前年轻人喜欢去类似俱乐部的酒吧，可以跳舞与社交的地方。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到静吧消费，不一定要喝威士忌等烈酒，喝喝精酿，简单的鸡尾酒，与朋友聊聊天就很开心。所以咖啡店面积不太大，相对安静，比较适合做夜酒产品。”

　　咖啡赛道已经升级成比拼创新的赛道，去年以来，生椰拿铁、果萃拿铁等产品一度引爆咖啡行业，如今咖啡企业做酒产品，也考虑到了特色问题。

　　鸳央咖啡相关负责人说，鸳央咖啡和其他的酒消费场景不太一样，比如鸳央咖啡的夜酒系列是主打中式鸡尾酒，将中国传统的黄酒、米酒、白酒和西方的伏特加、龙舌兰、金酒进行搭配；也有别于鸡尾酒得在酒吧喝的形式，“我们想做的是一杯深度饮料化的鸡尾酒，所以鸳央咖啡的鸡尾酒可以像买奶茶、咖啡一样即买即走、边走边喝。”

　　Tims咖啡相关负责人称，其“日咖夜酒”店不仅将咖啡门店广受好评的明星产品组合端上餐桌，而且将年轻消费群体喜爱的低度数果酒和啤酒列入菜单。消费者既可品尝Tims咖啡“咖啡+暖食”经典产品，还可小酌微醺，体验咖啡的浓香与啤酒的麦芽香气相互交融的快乐。

　　面临的难题

　　从单一咖啡到“咖啡+酒”，业绩随之增长。在鸳央咖啡看来，增加酒精产品以及营业市场，对业绩是有增量的，“夜酒系列丰富了产品品类，酒和咖啡也吸引了不同的消费者前来消费。”Tims咖啡相关负责人也称，布局“日咖夜酒”市场，不仅为年轻用户搭建起时尚、前卫生活的消费新场景，也将提升门店坪效，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有了盈利，这一模式能否一直走得通呢？

　　虽然从消费场景、消费群体上咖啡馆与酒吧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咖啡师与调酒师却是不同的职业，咖啡馆的供应链也与酒吧不同。如何保障两个业态的同步运行，是摆在咖啡馆老板面前的难题。

　　王振东认为，咖啡馆与酒吧的运营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做咖啡店的人和做酒吧的人，气质不同，对于技术的要求也不同，调酒与制作咖啡都需要对员工进行培训。比如，一个咖啡师从生手到可简单上手做，平均十天就可以了，但十天培养一个调酒师还是有难度。另一方面是产品线的差异，咖啡馆白天除了咖啡还可销售甜点，但是夜晚卖酒，甜点就不是首选，需要增加小吃。

　　小仲认为，咖啡馆卖酒，最难的点在于做到咖啡和酒的融合。“这两类产品除了产品本身，整体的环境风格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王振东也持相同的观点，“环境其实对于酒吧很重要，需要进行相应的灯光、桌椅的布局，顾客对于音乐也有要求。整体来看，就是运营场景的变化，这就需要做一个整体的门店规划和设计布局。”

　　在专业人员的培训方面，鸳央咖啡介绍，“作为初创品牌，怎样做出自己的特色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在不断学习其他同行前辈的优秀之处。夜酒系列由现有门店伙伴制作，没有单独招聘调酒师。”

　　咖啡馆的选址同样也限制着其转向“日咖夜酒”的模式。大众点评发布2022咖啡潮流趋势报告显示，2022年平台咖啡搜索量较去年同比增长452%。上海、广州、成都位列独立咖啡馆开店数量前三位城市，且咖啡馆选址逐渐显现出从商场到社区里的趋势，喝一杯家门口的咖啡已逐步成为现实。

　　商场咖啡的布局必不可少，但对咖啡馆来讲，商场的门店很难转化成“日咖夜酒”。王振东认为，很多开在商务楼、写字楼咖啡馆未必晚上适合做酒吧，因为写字楼晚上通常关门较早，进出也不方便，商场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另外，门店楼上有居民在居住的，也可能会接到投诉，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咖啡馆都适合做“日咖夜酒”。

　　虽然目前“日咖夜酒”还在发展中，但涉足的品牌却相对乐观。Tims方面称，“日咖夜酒”模式尚在试验阶段，目前反响良好，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探索。鸳央咖啡称，现阶段更多是将“日咖夜酒”的模式在现有门店跑顺畅，打磨好自己的服务和品质，咖啡一杯一杯卖、服务一单一单做，这是持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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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于成龙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

　　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

　　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